陳際紅從法律角度進一步提示，部分企業與網絡公關公司“聯姻”，還可能給企業帶來法律風險。“比如雇傭‘水軍’詆毀競爭對手的商譽，就涉嫌用不正當競爭的手段，侵害競爭對手的名譽權。”他指出。而偽造“新華社”刪帖函一事，更被中國互聯網協會相關負責人指為“直接觸法”。陳際紅也認為，用偽造“新華社”的印章和文件來達到刪帖目的的行為，已經超越了“灰色”公關的范疇，而直接觸犯了《刑法》第280條的規定。“一旦查證這一行為屬實，偽造者及其所屬公司的主要負責人，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蔡國兆的報道因一份假冒的“新華社”函被刪，無論幕后造假者是網絡公關公司、企業自身還是另有其人，在劉軍看來，企業自身都免不了要被法律調查。他根據行業經驗透露，一些企業與大型公關公司合作，即使自身沒有違規意圖，但在實際操作中，大型公關公司以“包工頭”的角色將具體業務“發包”給中小公司的情況，屢見不鮮。“在一包二包三包之后，一些企業已難以掌握業務被放在了何處，也難以控制某家公關的運作手法。”他說。
若此情況屬實，當網絡公關由“灰色”走向“黑色”，企業的違法風險不可能不高。
部分企業借網絡公關公司來試圖操控輿論，或與競爭對手在網上展開廝殺，也使有意無意間充當了“角斗場”的網絡平臺，其自身的公信力面臨危機。
在蔡國兆的報道被刪之后，劉軍曾以“天藍”為筆名，發表了一篇名為《警惕“狼文化”演變成“流氓文化”》的文章。他提出，企業的銷售團隊倡導“快、準、狠”地抓住客戶，本身沒有錯，但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旦為了利益而無不可為，就難逃從“狼文化”演變成“流氓文化”的命運。“我們業內都清楚，只要熟悉了那一套運作手法，在網上‘搞死’一個競爭對手輕而易舉。”劉軍透露，他在從業期間，曾給另一家知名空調公司做過公關代理，而這家公司選擇“投網絡”，多少有點“逼上梁山”的意味。“因為網上充滿了‘進攻派’，一夜之間你的負面信息就會鋪天蓋地。”他告訴記者，“你不主動出擊，對手就會瘋狂地對付你。”
這似乎意味著，在網絡公關作為一種不正當競爭的手段，被企業或個人在虛擬世界里廣泛采用的時候，任何不想坐以待斃的企業或個人，就必須花錢來投入這場網上“混戰”。姜奇平指出，本來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網絡平臺，如今恐怕日益成為企業私益的角斗場。劉軍也慨嘆，不正當的網絡公關行為，使網絡世界顯得烏煙瘴氣，真相越發撲朔迷離。
“尤其對一些地方性網站和小網站而言，在‘家家都作惡’的趨勢下，不‘作惡’恐怕也難以生存了。”劉軍說，而必須為此埋單的公眾，終有一天會把損害倒回到網絡自己身上。“一旦公眾對網絡產生了信任危機，整個互聯網行業就將面臨危機。”
從暗箱到陽光：
一條針對“惡之花”的規范之道
在網絡世界中，公關現狀何以會亂象頻仍？受訪的法學專家和傳媒專家大多認為，規則缺失、監管真空和商道淡薄，是催生這朵“惡之花”的土壤和養料。
如姜奇平指出，企業-網站-公關三者，目前之所以能夠在局部結成不講社會責任的商業關系，并非網絡本身所致，也不是網絡公關的單一責任，而是網絡世界的“規則缺失”造成的。而此處的規則，既包括行業規則，也包括法律規范。
“網絡是第四媒體，同樣應當遵守媒體關于新聞報道的行業規則。”陳際紅認為，客觀、公正、平衡，不得違反法律，在被傳統媒體恪守的同時，在網絡媒體中也應該得到遵守。“但是，審視目前的狀況，部分網站為了追求點擊率和經濟利益，和網絡公關公司共同操縱網絡輿論，誤導公眾，體現的正是其對媒體行規的生疏與淡薄。”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制定《新聞法》，對媒體報道的管理主要仍由行政手段來完成，因此對網站這一新興媒體的制約力，是有限的。
此外，中國互聯網協會相關負責人在受訪時表示，近幾年來，網絡對現實生活的滲透超乎想象，而包括“網絡公關”在內的新生事物，尚未來得及進入法律規范的視野，處在法律監管的“真空地帶”，也是導致其運作亂象的一大助推力。劉軍同樣認為，我國互聯網的發展非常之快，但漏洞也無比之多，無比之大。“而相關司法從制訂到執行，都非常落后于網絡發展的需要。”他表示，“就算出了事，大多由工信部門出面調停，最多罰款了事，才讓一部分群體在網上無所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