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瑪”、“新世紀”、“永輝”、“重百”……重慶的知名超市無一幸免，在近期都成為周里等人的“刀下菜”。

　　周里等人先購買超市銷售的存在質量問題的產品，然后一紙訴狀把超市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周里等人究竟是職業打假人，還是消費者？這一系列案件一時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從“職業打假”中尋商機

　　沒有工作的周里一直想尋找一個既輕松又掙錢的工作。一天，新聞上的“職業打假”引起了他的興趣，他認為這個工作正好符合他的要求。于是，他找到了晏勇、強大應，和他們談起這事，立馬得到了兩人的支持。

　　“反正我在家也沒事，有時間有精力，也不缺錢，打官司就是要我這樣的人。”晏勇對此事很感興趣。

　　于是，3人分別到重慶主城各區的超市和商場購買有瑕疵的產品，然后分別到各區法院起訴，重慶主城各區法院分別收到了類似的案件。

　　2011年2月21日，家住重慶市巴南區的周里來到位于大渡口區松青路的沃爾瑪超市，分兩次購買了瑞士糖、資生口服液等食品和保健品。

　　此后，周里向重慶市大渡口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指出沃爾瑪超市銷售的產品存在相關質量問題，要求沃爾瑪公司返還購物款，支付價款10倍賠償金，承擔交通費、誤工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費用合計9101.90元。

　　周里所訴商品質量指衛生許可證號已過期失效、無“QS”標識及編碼、無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明、無衛生標準標注內容、冒充地理標識產品、冒用中國名牌標識、偽造或冒用綠色食品標識等。該案在4月、7月、10月先后經過了4次庭審。

　　獲點撥業余人士變專業

　　庭審中，法官對周里起訴書上表現出來的食品安全及質檢專業知識感到驚訝。

　　法官問周里：“起訴狀是你自己寫的吧？”

　　“是我自己寫的。”周里說。

　　“那你又是怎樣知道超市的這些東西存在問題的？或者說你購買的商品怎么全是存在瑕疵的商品？”

　　“是有在質檢部門工作過的人告訴我的。他說超市和商場銷售的商品很多都有問題，叫我們去購買，然后起訴可以獲得賠償。”隨著庭審調查的一步步深入，案件的整個過程也逐漸明晰。

　　原來周里等幾人認識了曾經在質檢部門工作過的李某，在一次閑談中，李某告訴他們，超市和商場銷售的很多東西都存在瑕疵問題，可以去購買那些有問題的商品，然后到法院起訴從而獲得賠償。

　　正苦于沒有掙錢門路的周里在電視里看到廣東、天津等地出現了“職業打假人”，再想起李某的話，便認為這個行業前景不錯，于是開始了職業打假生涯。

　　一開始李某對周里進行一些專業指導，一兩次后周里熟悉了情況，就開始自主行動了。

　　在庭審中闡述賠償理由時，周里細數了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法通則、《食品標識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

　　庭審中，雙方當事人針對周里是否為消費者展開了激烈辯論。法官也試圖從中探出周里的動機，但是周里顯然已經很有經驗了，對于法官各種迂回的試探，周里笑笑說：“法官，你不用問了，我知道你要問什么。我就是消費者，我就是買來自己使用，再說社會職業分工也沒有打假人這一職業。”

　　而沃爾瑪超市堅持認為周里是職業打假，拒絕接受調解。

　　嘗甜頭職業打假成產業

　　法庭通過調查了解到，一開始，周里到工商局舉報超市銷售有質量問題產品，獲得了2500元獎勵。

　　然后，周里多次到永輝等超市購買外包裝存在瑕疵的產品，然后起訴到重慶市巴南區法院，20件案子全部被巴南區法院駁回。周里上訴到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經調解，其中19件案子以每件案子被告賠償500元，原告撤訴結案，周里獲得賠償9500元。因此，周里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掙錢門路。

　　據介紹，大渡口法院已經受理了15起消費者狀告超市的產品質量糾紛案件。原告為周里、晏勇、強大應等人，被告分別為“沃爾瑪”、“新世紀”、“永輝”、“重百”等4家超市。在已結的7件案子中，結案方式均為原被告達成庭外和解協議，被告向原告支付一定數額的現金(一般為500元)，原告撤訴，同時原告出具以后不再因類似事件找被告“麻煩”的書面承諾。

　　同樣，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也收到類似案件20件，原告有周里、強大應等人，被告為“沃爾瑪”、“永輝”、“立丹百貨”、“新世紀”、“家樂福”等大型超市商場。

　　在上述審結的案件中，有一部分案件是由生產商、超市商場的前端供貨商直接和原告達成賠償協議。

　　法院當庭對兩案作出判決，認為雙方不存在約定或者法定解除買賣合同的事由或者情形，不支持原告提出的解除買賣合同關系、返還購物款的訴訟請求；同時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所銷售商品不符合質量安全標準，也未舉證證明其所購買的該兩案商品造成了人身或者財產損害，且被告無欺詐故意并已盡到了審查義務，故不支持原告提出的10倍賠償要求，并駁回了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周里很平靜地表示會上訴。

　　■辦案人語

　　重慶市大渡口區法院民二庭法官謝華蓮告訴記者，對于李某是否為職業打假人的問題，在合議庭中引起了不小的爭執。在最初的打假行為中，打假人一般出于社會公義之心，以制止假冒偽劣產品的銷售為目的，但一般要求賠償數額較低，獲利性不強，更為重要的是，最初的打假者絕不會向售假者出具所謂“不因類似事件找麻煩”的承諾。以賠償換取承諾，這顯然不符合社會對打假行為的預期，也不符合法律將打假者視為消費者的利益權衡初衷。

　　從理論界到實務界，因有感于假冒偽劣泛濫，政府監管乏力，人人深受其害，在對打假可能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預期下，我們對消費者進行了寬泛的理解。分析賦予打假者消費者身份的法律解釋初衷，實際上是對兩種利益的權衡，司法界愿意相信這些打假行為能夠給社會經濟秩序帶來改善。

　　然而，一旦打假者蛻變為單純營利的經濟人角色，其必然具有經濟立場和目的，打假者為售假者出具書面承諾，實質是對售假者今后可能售假行為的默認和許可，這必然會導致不正當利益和售假現象的滋長。于此情形下，我們就需要反思一下，是否仍然有必要賦予這種以營利為目的的打假者以消費者的身份了。(記者徐偉 通訊員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