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重慶市中小學生返回校園,領到新書,包括各類教材和各種輔導資料。
很少有學生知道,在進入他們的書包前,輔導資料在圖書出版發行領域經歷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日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假稱經營教輔資料的書商,連續數日對教輔資料的銷售環節進行深入暗訪。重慶的中小學生使用最多的教輔資料是重慶出版集團(微博)和重慶新華書店(微博)集團聯合出品的《天下通·課時作業本》(以下簡稱《天下通》),記者主要對其進行調查,剖析其背后的利益鏈。
中學校長:不到新華書店去訂購教輔,他們就跟上面反映
在重慶市某區一所中學,記者與李校長(化名)一陣寒暄后,話題轉向教輔資料。以書商身份進行暗訪的記者表示,希望校長以后能考慮自己的教輔資料。
“這里,你看嘛。”健談的校長拿出一份文件,“昨天才去開的會嘛。”
該份文件的主要內容是重慶市教委為減輕學生負擔而出臺的“十項規定”,要求一、二年級嚴禁使用教輔材料,三至六年級提倡不使用教輔材料,七至九年級主要學科堅持“一教一輔”,其他學科一律不得使用教輔材料;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組織學生統一購買教輔材料。
為真正“減負”,重慶市教委要求,各學校每學期開學后兩周內,要將教輔資料使用等材料報區縣教委審查備案;市教委直屬學校報市教委備案,并通過宣傳手冊、張貼欄等形式向社會公開,接受群眾監督。
校長指著文件逐字宣讀:“……將不定期開展隨訪督查,對違規事件堅決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遷就……情節特別嚴重的,校長免職,其他相關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或解聘。”
“一教一輔”的要求很明確,每門學科最多只能選擇一套教輔資料。而該校現在使用的教輔資料,正是《天下通》。
那么,《天下通》是怎么訂閱到學生手上的呢?經旁敲側擊,校長還原了其運作模式。
業界人士介紹,每年四五月將開會征訂當年秋季的教材,參會者多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領導和各學校的“一把手”。新華書店擁有獨家發行教材的權力,便利用這一“絕佳機會”“搭車”發行教輔資料。該做法被明令禁止,但多年來一直禁而不絕。
李校長的說法佐證了上述說法,他說,“有人就在會上,專門在吼(方言:指強調),你們對工作要支持,要訂一些,然后就拿個本本,說,看,這就是他們的,厚點,怎么怎么的。”
李校長說,這個在教材征訂會上強調要“訂一些”的教輔,正是《天下通》。“《天下通》,是他們在會上特別強調的,說經濟又實惠,那么就訂嘛。”
他透露,在這個教材征訂會上,與會者會接收到“教輔認購單”。“現場就在那里填的嘛……一個學生搞一本。”
校長取出一份《××區新華書店2011年秋期初中教輔認購單》,該“認購單”針對的是8年級的學生,上有7家出版社的11套教輔資料,有年級、征訂號、書名、冊次、配版、估價等內容,最后一欄“訂數”則留空。
記者注意到,針對不同科目的8種《天下通》被排在最上邊。
而在“認購單”的最下端,則是一份“說明”,內容為:“該表請學生及家長自愿認購并簽字,由學校收回保存,并請匯總后及時交新華書店教材科。”
顯然,“認購單”試圖通過這個“說明”以及學生和家長的簽字,將實質上的統一征訂在形式上改成學生“自愿”購買。
在談及記者的教輔資料征訂問題時,李校長善意地提醒記者,最好能讓教輔資料進入新華書店的‘目錄’。”
“要和新華書店溝通好,要他們不來找我們的麻煩。”他說,“要進他的目錄,(學校)才有選擇的余地,不進他的目錄,就沒法選擇。”
“最好是跟新華書店的人溝通。因為只要(我們)一不到新華書店去(訂教輔資料),他們就跟上面反映。”他說,“除了《天下通》以外,其他的就不許了。”
記者插話說,“如果不訂他的教輔資料呢?”
“那不行。”李校長說,“他們要告我們呀。”
“他怎么知道我們沒有訂他的教輔資料呢?”
“這個很簡單呀,比如說,如果我們沒有在他那里訂教輔資料,我們又在使用教輔資料,這個清楚得很噻。那么,他們就到教委、到政府反映我們,就說我們跟書商勾結,什么什么的,雖然沒多大事情,但說起來很煩噻。”
這位校長透露,《天下通》在該校幾乎能做到人手一冊。這意味著,初一學生需要支付40多元,初二學生需要支付90多元,初三學生是110多元。
學生購買《天下通》的費用,將由學校收取,新華書店隨后一次性與學校結算,屆時將向學校支付10%的回扣。
記者此前多方獲悉,新華書店向學校支付回扣的做法違規,因而曾被制止,這也得到了李校長的證實。
“前面有兩年,這個(指回扣)就被查了噻,說是商業賄賂,這個錢現在都還在財政。”李校長說,“還好在當時沒有校長往包包里頭揣(方言,指據為己有)。如果校長往包包里頭揣,或者與中層干部、教師把它分了,可能還要‘栽’。”
“進了賬的……那次搞得相當厲害的。”他說,“現在就改成捐助……工商部門盯得很緊……”
區縣新華書店經辦人:沒有上“目錄”,我喊學校改了
在重慶市另外一個區,記者以書商的名義接洽了該區新華書店負責教材教輔銷售的馬科長(化名)。
話題從“忙碌”開始,馬科長說:“開學后還要忙一下,教材倒是全部發下去了。教輔資料還沒到齊;有的我們分好后,學校還沒有拿去。學校把書發了以后,還會有些問題,這種多了,那種差了,還要調劑一下。調劑完了后,還要算賬,到學校收款。”
談話隨即轉入正軌,記者隨意提及一家民營出版社,沒想到馬科長無意中透露出該區新華書店有“目錄”并會阻撓學校征訂未上“目錄”的其他教輔資料的秘密。他呵呵笑著說,“××(記者提及的這家出版社)今年秋季好像有兩個品種,但就是因為沒有上‘目錄’,我喊學校改了。”
記者將話題引向《天下通》。“《天下通》在你們這里做得怎么樣?”
“在我們這里做得不好。”馬科長說,“去年,他們規定了個45%,我們都沒達到,而且今年更達不到。”
馬科長所說的“45%”,是指坊間傳言的重慶市新華書店集團向區縣新華書店下達的“訂購指標”,要求《天下通》的征訂量必須達到同期所有教輔資料征訂總量的45%,不然就會被罰,一次完不成任務要接受談話,三次完不成就要免職走人。
根據該傳言,記者試探著問,“《天下通》做得不好,會不會對你們怎么樣?”
“對經理可能有點問題。”馬科長哈哈大笑,“對我們倒無所謂,因為考核指標是下給經理的。”
一個小時的交談中,這位科長多次確認了新華書店體系內對銷售《天下通》下達指標的事實,“集團有個文件,兩年要達到集團那個指標。比如我們是100萬,就要達到45萬。”
除了下達“指標”,違規的“目錄”顯然在重慶市新華書店系統繼續存在。
記者設法獲得的業界所稱的重慶市新華書店的“目錄”,包括了重慶出版社出版的100種《天下通·課時作業本》、88種《五洲導學·全優學案》、80種《學習指要》等教輔書在內的55家出版社共3133種教輔書籍。
據悉,重慶市各區縣的新華書店將根據市新華書店的這一“目錄”,選定自己的“目錄”。
一番交談之后,應記者請求,科長向記者出示了保存在電腦里的該區根據市里的“目錄”挑選出的“目錄”。
“(市新書書店集團)幾千個目錄……我經過挑選后,比如說熟悉點的品種,我給他上到目錄上邊。”他說。
在這份“區目錄”中,初中和小學各有數個序列位居其中,《天下通》都排在第一排。
記者和馬科長談論起教輔書籍發行的事情,他認可記者先進入市里的“目錄”的思路。當記者試探著問“能否不上市集團的目錄,只上區里的目錄”時,他說:“只有上集團那個目錄,才能上我的目錄,我的目錄必須按那個目錄來。”
這種制作“目錄”的做法早已被有關部門明令禁止,但這位科長顯然拿相關規定不當回事。他哈哈大笑著說,“根據我這個目錄出來的,也沒亂來噻。”
據傳,教輔書籍要想進入新華書店的“目錄”,必須把折扣壓到40%以下。該傳聞在馬科長處部分得到證實。“我曉得,他(指重慶市新華書店相關負責人)卡那個折扣,卡得兇得很。”
他的另一個表述是:“集團我曉得,壓那個點子壓得兇得很。”
那么,通過下達指標、提供目錄等手段發行的《天下通》,究竟有多大的銷量?記者根據此前了解的情況,伸出一個手指:“《天下通》,聽說,集團大概賣了這個數——1個億?”
“1個億?《天下通》哈,可能不止。”馬科長接過話茬,“他是1億5還是1億6。因為我和經理到集團去,雖然我們做得不好,但我們的數字加上去,正好裝起一個整數(方言:指湊成整數)。所以,李經理很高興。”
記者隨后兩次向馬科長證實,《天下通》的碼洋是不是1.5億或者1.6億。對方均根據對該區報數時正好湊齊1.5億或1.6億的整數,從而領導很高興的這一印象深刻的細節而予以確認。
他介紹,《天下通》在重慶主城某區做得最好,“政府拿錢,人手一套。”
此間,記者開始和馬科長“談業務”,詢問有沒有可能“用一些行政的辦法”?
馬科長暗示很難。“我們區使用的教材很雜,前幾年放下去了。原來是教導主任訂,現在雖然是收教導主任的數字,但最后是老師報給教導主任。我們在目錄上的教輔,可能他(教師)不用。”
記者試探著詢問,“給學校多少點?”
對方回答說:“作為單位上,我們給20個點的樣子(意為20%左右)。”
記者詢問,這“20個點”是直接扣還是結賬后返還。“是直接扣,結賬時,扣10個點。”他呵呵笑著說:“還有‘點’,另外的,就不是很明了噻。”
說到回扣,他為記者“出點子”:“有一個缺口是教導主任這一層,他沒有了。(我)有個朋友,(曾)給他出過這個主意,把這一塊(補上)。你來做東,我來約幾個教導主任,吃個飯……”
馬科長告訴記者:“市店(指重慶市新華書店集團)到我們這里的折扣……它是三六折發貨。我們結(賬)是6.4折。”
此后,他告訴記者,其中還有“13%的管理費”。
在回應記者關于該區中小學生人均購買教輔資料的費用的詢問時,他轉述他人的話說,“全市人均在110元左右,做得最高的,上200零點,我們上了160(元)。”
交談期間,一個幼兒園老師來領書。科長核對時,很快發現對方“6本書沒有訂完”。
“《科學》你沒有訂,都不合規格(方言:指不合乎規定)喲,按規定要訂完,今年訂遲了,我就不告你,下次訂遲了,我要告你喲。”
對方說:“我曉得你……”
馬科長反應很敏捷:“你曉得我啥子?”
“以前我一直都是這么訂的,你不要給我搞些報告……”
馬科長打斷話頭:“我一般都是維護你們的。”
出版方:差不多三五折
記者以書商名義走訪了重慶市天下圖書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系隸屬于重慶出版集團的教育出版機構,是擁有該集團教育類圖書(除教材外)唯一發行權的圖書公司。
記者以書商身份拜訪了該公司一位副總編。當話題從天氣轉向教輔出版發行業務后,她介紹了《天下通》的基本情況。
“我們也做了一套書——《天下通》,是從去年開始做的,和新華書店合作。”她說,“《天下通》主要是針對重慶市場的。”
“本來想在其他地區開拓的,不知道你們聽說了文件沒有?8月初,新聞出版總署發了兩個文件。”她說,“文件說,對教輔,需要授權。比如說,要配套他的教材編寫教輔,要爭取他的授權,才能出版和發行。”
這位副總編所說的文件,是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出版發行管理的通知》,該文件引起業界最大震動的,是“根據他人享有著作權的教材編寫出版中小學教輔材料,必須依法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的明文規定。
“其實,就目前的情況來說的話,可能很多出版社出版教輔,都沒有獲得授權。”這位副總編說,“現在好像聽說,人教社在全國10個省市對最大的17個出版社給予了授權,比如,在四川授權兩套,是四川的某一個出版社,有兩套教輔獲得了授權,但只有兩套。”
她判斷說:“現在,可能授權是一個趨勢。”
關于折扣問題,她出言謹慎:“其中比較復雜,(取決于)真實的一個量。比如說,兩千萬碼洋之內的一個量,兩千萬之外的量,有另一個……這是梯階式的。”
“碼洋越大,折扣越低?”記者問。
“對,折扣不是一個恒定的量。”
記者繼續追問是否在三五折左右,她說:“差不多。合作的就這個,其他的,暫時還沒有。”
記者問:“《天下通》在重慶能做多少?”這位副總編并未給出明確答復,但認可《天下通》的“領頭”地位:“我們的量相對其他的,大一些。”
記者時不時將話題引向《天下通》的銷售量,對方依然謹慎:“去年才開始嘛,反正也就幾千萬的樣子。”
這位副總編在回答記者《天下通》的銷售額能否達到“一年一億”的問題時說:“一年一個億還差一點。并不是重慶所有區縣都在用,只是大部分在用。用的區縣也并不是每一所學校都在用,因為重慶的教輔資料比較多嘛。”
市新華書店:你沒有這個先天條件,怎么能和《天下通》比?
記者多次努力,終于能以書商身份與重慶市新華書店集團一位負責教輔資料發行的中層干部接洽業務。
這位干練的女士顯然也非常關心授權的問題,見面不久就開門見山地問記者:“你們有沒有授權?”
“你們先把授權給我,你們能不能出,能不能發,都需要有授權。”她強調說。
記者一次次表示,希望能復制和借鑒《天下通》的模式,上目錄。但對方拒絕了。
“怎么可能?書都不一樣。”她說,“要看了書,告訴我折扣以后,我再看能不能發。”
那么,怎么才能上目錄呢?她說,得看授權、出版資質、價格、折扣,包括出版質量等一系列問題。
記者多次詢問上目錄的條件,對方僅給予一次回應:“目前,都在兩塊以下,折扣也是在四零折以下。”
記者再次提到以后能否借鑒《天下通》的模式。“你說12秋(指2012年秋季)?以后的全部都可能改變。你不能和它(指《天下通》)比,是我們的產品。你沒有這個先天條件,怎么能和《天下通》比?”